前微軟CEO、現NBA洛杉磯快艇隊老闆、USA Facts 創辦人史蒂夫·鮑爾默（Steve Ballmer，1956年生）在自家YT頻道上，為美國250歲生日做了特別節目以客觀、跨黨派的政府數據為基礎，探討「250週年之際的美國夢」，請《PBS新聞一小時》主播傑夫·貝內特（Jeff Bennett，1980年生）主持，並邀來兩位名嘴：美國保守派中生代最強辯士班·夏皮羅（Ben Shapiro，1984年生）和紐約大學行銷學教授史考特·蓋洛威（Scott Galloway，1964年生）。鮑爾默親自上陣作每個論辯題目的數據說明。
一、何謂「美國夢」？
1 數據背景：
(1) 65歲以上人口占比由1980年的11%上升至2025年的約19%。
(2) 育有子女家庭占比由1960年的44%下降至17%。
(3) 單身家庭占比增加至29%。
(4) 出生於收入底部20%的兒童，僅有7%能在30多歲時晉升至收入頂部20%。
(5) 出生於收入頂部20%的兒童，有39%能維持在頂層。
2 班·夏皮羅：
夏皮羅認為，美國夢不是一套保證能獲得特定結果的制度，例如擁有一棟帶白色籬笆的房子，而是一個跨世代的過程。其核心在於因果關係，也就是人們透過負責任且符合道德的選擇，以及持續努力工作，讓下一代的生活比上一代更好。他主張，政府的社會安全網應嚴格用於協助遭遇不利環境或健康障礙的人，而不應被視為美國夢本身的定義。
3 史考特·蓋洛威：
蓋洛威將美國夢簡單定義為「過得比父母更好」，並以自己由單親移民母親撫養長大的經歷作為例證。他認為，美國歷來的向上流動並非自然形成，而是建立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之上，包括培爾助學金、SNAP食物券、公立大學補助，以及DARPA和GPS等科技研發投資。這些政策共同打造出強大的中產階級。然而他指出，如今30歲的年輕人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同齡階段過得不如父母的一代，這顯示由於政府資源配置失衡，美國夢正逐漸受到侵蝕。
二、市場經濟中的流動性
1 數據背景：
(1) 前20%高收入家庭的子女中，有37%能維持於收入頂層。
(2) 後20%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中，僅有7.4%能晉升至收入頂層。
2 班·夏皮羅：
夏皮羅認為，市場經濟中的向上流動本質上是跨世代現象。他以自身家族4代移民的發展歷程為例，指出家族從一無所有逐步成長為中產階級與中上階級，正是美國夢的實際展現。他批評現代社會缺乏耐心，過度期待個人在一代人的時間內便完成從貧困到巨額財富的躍升，這種期待並不現實。他同時質疑，當前流動性受阻究竟是自由市場本身造成，還是政府設計出的錯誤誘因扭曲了個人選擇與經濟成果之間的正常連結。
3 史考特·蓋洛威：
蓋洛威認為，數據已經顯示美國並非真正的能力至上社會。出生於富裕家庭的人擁有巨大的先發優勢，就像別人在馬拉松起點出發時，他們已經站在第20英里處。他指出，富裕家庭的子女更容易維持既有地位，而貧困家庭的子女則極難向上流動。依他看來，美國政府近年來的政策已被武器化，將財富與機會持續由市場新進者轉移給既得利益者，同時也將資源由年輕工作世代轉移給年長世代，進一步削弱社會流動性。
三、政府與資本主義，何者更能落實美國夢？
1 數據背景：
(1) 2000年至2023年間，前40%高收入者的市場收入持續成長。
(2) 後40%收入者的市場收入則呈現下降。
(3) 政府轉移支付在所有收入階層均有所增加，提高了整體可支配所得。
(4) 前20%所得者獲得全國63%的收入。
(5) 前20%所得者支付了83%的聯邦所得稅。
2 史考特·蓋洛威：
蓋洛威認為，資本主義與政府本身都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二者都已遭到既得利益者綁架。他以「資本主義是一匹純種賽馬，政府是騎師」作為比喻，認為極左派想射殺這匹馬，而極右派則假設這匹馬無須引導便能自己奔跑。
他指出，過去40年間，政府給予年長者的轉移支付每年增加4,000億至6,000億美元，但給予兒童的支出僅增加約200億美元，反映出資源配置嚴重偏向既有利益集團。對於稅負問題，他認為許多超級資產持有者透過持有股票與資產，再利用資產抵押借貸取得資金，因此可以長期延後課稅，實際稅率接近0%。
蓋洛威同時主張，美國中產階級並非自然形成，而是長期公共投資的成果。教育、基礎建設與科技研發共同塑造了現代中產階級。他以中國大規模公共基礎建設作為案例，強調政府投資的重要性。此外，他批評美國醫療體系過度貨幣化，人均醫療支出達13,500美元，遠高於G7國家平均的6,500美元，但整體成效卻未更優秀，原因在於制度過度優先考量企業股東利益。
3 班·夏皮羅：
夏皮羅將資本主義嚴格定義為私有財產權與自由市場交易，並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責是保護這些基本權利。
他主張，當政府開始深入介入市場時，往往會創造尋租空間與龐大的官僚體系，使利益團體透過政治力量爭奪規則制定權。因此，許多被認為源於市場的問題，其實可能是政府干預所造成的扭曲結果。
夏皮羅進一步認為，過去220年間，自由市場的創新而非政府官僚體制，才是絕大部分歷史財富創造與中產階級擴張的主要推動力。對於醫療體系的批評，他則反駁指出，美國市場模式雖然犧牲了部分可負擔性，但也補貼了全球醫療創新，使美國得以維持世界領先的醫療研發能力。
四、政府與私營部門各自擅長什麼？
1 史考特·蓋洛威：
蓋洛威認為，政府最重要的角色是建立並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同時保障公民權利、維護國家安全及監管各種負外部性。例如環保署負責處理環境污染問題、食品藥物管理局保護消費者健康，以及對大型科技企業進行監管。他認為若缺乏監管，企業往往會將成本轉嫁給整個社會。
至於私營部門，他肯定其提高效率及推動創新的能力，但也認為政府必須設置適當的監管圍欄，以防止醫療或監獄等公共領域被過度貨幣化。
2 班·夏皮羅：
夏皮羅認為，私營部門最適合處理涉及廣泛分散知識與個人自願選擇的問題，而非由中央規劃者進行統一決定。
他主張政府適合解決集體行動問題，但應更多依賴既有法律架構，例如侵權法，而不是不斷擴大監管機關的權力。他形容政府是一把重錘，而非精密的手術刀，因此經常產生意料之外的副作用。
以高等教育為例，他認為政府補助與培爾助學金提高了對大學學位的人為需求，進一步造成學歷貶值，使許多原本不需要大學教育的工作也開始要求學位資格。
五、如何平衡財富分配？
1 史考特·蓋洛威：
蓋洛威嚴厲批評每年約1.5兆美元由年輕納稅人轉移至年長世代的現象，並將其稱為歷史上最大的跨世代掠奪。他指出，美國最富裕的群體往往也是獲得最多福利保障的群體。
他同時強調教育不平等問題。低收入地區的公立學校平均每名學生每年支出約10,000至15,000美元，而部分私立學校則高達75,000美元。這種資源差距導致SAT成績與未來發展機會持續擴大。
因此，他支持更直接的財富與所得再分配，並認為包括社會安全制度在內的福利計畫應納入資產審查，以確保資源優先提供給真正需要的人。
2 班·夏皮羅：
夏皮羅反對廣泛性的所得再分配，認為更有效的方法是建立以選擇權與市場競爭為核心的制度。
他以佛羅里達州的通用學校代金券計畫為例，主張透過教育市場競爭提升品質，而非單純增加政府支出。他同時警告，對各類社會計畫無限制投入資金，不僅可能造成財政失衡，也會形成對政府的政治依賴。
六、政府做得太多還是太少？
1 數據背景：
(1) 社會安全、Medicare及Medicaid等強制性權利支出，占聯邦總支出的比例已由1980年的35%增加至超過54%。
(2) 聯邦赤字達1.78兆美元。
2 班·夏皮羅：
夏皮羅認為，聯邦政府干預社會事務的範圍已經過大，同時又未能處理龐大的權利支出承諾，因此正逐步將國家推向財政危機。
他批評共和、民主兩黨都因擔憂選民反彈而迴避福利改革。作為替代方案，他支持單一扁平稅制度，認為累進稅制過度懲罰生產力較高的賺錢者，而資本的累積與投資對整體經濟成長至關重要。
在社會議題方面，他再次強調個人責任的重要性，認為雙親家庭仍是促進向上流動最具影響力的因素之一，並將單親家庭比例增加部分歸因於1960年代福利政策所造成的錯誤誘因。
3 史考特·蓋洛威：
蓋洛威則認為，美國政府真正做得太多的對象是既得利益者與大型企業，而不是一般民眾。他指出，稅制中存在約2.25兆美元的稅務漏洞，使大量利益持續流向最有資源的群體。
他區分了承受高稅率的「超級高薪族」與透過資產獲利、享受較低稅率的「超級資產族」，認為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對於家庭結構變遷，他認為主要原因是女性經濟自主增加以及年輕人面臨沉重財務壓力，而非傳統道德價值崩潰。他並為SNAP與培爾助學金等社會安全網辯護，認為這些都是具有高投資報酬率的公共投資。
七、領導人如何調和相左的需求？
1 班·夏皮羅：
夏皮羅指出，美國民主政治存在一項根本矛盾，也就是選民一方面希望減稅、降低國債，另一方面又希望獲得更多政府福利與服務。
他認為，凡是嘗試推動實質權利改革的政治人物，往往都會遭到選民懲罰，並以保羅·萊恩與小布希作為例證。他警告，若不進行福利制度重組，美國終將面臨高通膨、債務貨幣化或嚴厲財政緊縮等後果。
2 史考特·蓋洛威：
蓋洛威不同意這種政治宿命論。他指出，美國曾在柯林頓執政期間達成聯邦預算平衡，因此改革並非不可能。
他主張取消187,000美元的社會安全薪資稅上限，每年可增加約3,500億美元收入；同時重新調整軍事支出，將規模由約1兆美元降低至8,000億至9,000億美元。他也支持堵住富裕資產持有者及大型企業的稅務漏洞，並削減不需要補助的高收入長者所領取的福利。
八、房屋所有權仍是美國夢的一部分嗎？政府是否應採取更多行動？
1 數據背景：
(1) 美國整體自有住宅率約65%。
(2) 35至44歲族群的自有住宅率由70%下降至61%。
(3) 2019年至2024年間，新購屋者每月房貸支出增加647美元。
(4) 美國西部房屋價格中位數已超過513,000美元。
2 史考特·蓋洛威：
蓋洛威認為，房屋所有權仍然重要，但需求面的政府補貼反而讓住房變得更遙不可及。包括房貸利息扣除與首購補助在內的政策，雖然增加購屋需求，卻未有效提升房屋供給，結果進一步推高房價。
他將鄰避主義視為住房危機的核心障礙，認為許多既有屋主透過限制建設來維持房價上漲。他主張從供給面解決問題，也就是「蓋房、蓋房、再蓋房」。具體措施包括給予建商稅務抵減、推動反鄰避法案、取消加拿大木材與墨西哥石膏等建材關稅、解決勞工短缺問題，以及懲罰阻礙住宅發展的地方政府。
3 班·夏皮羅：
夏皮羅對於供給危機的診斷大致表示認同。他認為住房問題源自錯誤的政府政策、寬鬆貨幣環境以及過度限制性的分區制度。
他指出，美國年輕人的跨區域流動率已降至歷史低點，因此錯失許多都會區以外較為負擔得起的住房市場。他強烈反對租金管制，認為這會削弱住宅開發誘因，進一步惡化供給不足。
此外，他主張應將房屋作為居住空間的功能與作為投資工具的功能區分開來，並鼓勵年輕人重視婚姻與家庭建立，以培養更長期且負責任的財務規劃與生活決策。
🎬資料來源🎥
USAFacts 2026年10月14日
Just the Facts: Scott Galloway and Ben Shapiro Debate the American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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